一方培养技能人才，一方渴求技能人才。在高职教育中，利益相关的校企双方本应形成彼此的“默契”，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却常常是不呼应、不匹配。是什么原因让校企双方产生“隔膜”，又当如何实现双方的有效对接？这些都成为当前职教界待解的难题。

        寒风尽吹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高职就业却有几丝暖意。据权威第三方机构麦可思公司相关数据：近三年来，高职就业率和薪酬标准呈现上升趋势，在大学就业市场可谓“一枝独秀”。然而，上升的就业率背后却隐含着另一番景象。         就业率提高难掩对接“不力”        从麦可思2010年调查数据看，尽管就业率逐渐上升，但就业率最好的示范性高职院校才刚刚赶上一般的普通大学。从就业率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并没有摆脱“老末”的尴尬。        数量不占优势，质量也令人担忧。作为一名高职教师，笔者发现，身边许多学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很难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南方人才网相关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专业不“对口”在高职毕业生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对于高职生而言，专业不对口就意味着丧失就业优势。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性特点，是与社会产业、岗位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因为职业教育的专业侧重于专业技能、实践操作，比如汽车维修、烹饪、养殖、等等，直接与社会岗位“对接”，有别于普通大学侧重于学科类别，强调“通识”教育。相关调查也表明：尽管普通高校毕业生“转行”比例也很大，但职业发展受影响却有限。然而，高职生离开了所学专业，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竞争职位，其结果就是“一技之长”变为“一无所长”。可以说，高职生不“职业”，就意味着失去了立业之本，学历劣势就进一步放大。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高职院校直接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技能人才”为导向，强调校企合作，与社会有效对接。       高职生放弃专业技能，是否因为社会技能人才需求“饱和”呢？情况截然相反。相关数据显示：目斑我国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缺口”巨大。技能人才已经成为许多行业企业转型的“瓶颈”所在。       宁波市总工会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宁波市技能人才总量为85.63万人，不到产业工人的4O%，其中高级技能人才（含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只占技能人才总数的7.3%左右。另据相关报告：中国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达400余万人。       而高技能人才的“补足”赖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属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对资金、技术、人才的需求是一体的，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很高。这些都要靠职业教育来满足。”而这其中，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的高职教育理应有“一席之地”。       那么，以技能见长的高职教育是否能解企业技能人才之“渴”呢？为了摸清企业对高职人才的真实需求，笔者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入调查，访谈了近20家企业的高层领导，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校企座谈会。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笔者发现：我们虽然经过了多年努力，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但是培养的学生仍然很难满足企业的需求。       在同企业管理者的座谈中，笔者深切体味到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一些企业家表示“英雄不问出身，只要是千里马，我们就舍得投入”，但同时感叹“现在社会上非常缺乏人才，可惜就是找不到！”。一位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企业最需要的是‘精品’，但是很难找到，只能用‘半成品’。”     “两头找不着”，彰显出高职技能人才培养的尴尬，也让高职校企对接弊病暴露无遗，这实在是给高职教育出了一道难题，也给相关部门出了一道难题。    “对接难”难在何处       一方是行业企业找不到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却是许多高职毕业生的一技之长无从施展。看似“矛盾”的关系，从中却让人窥见高职教育校企对接难的原因所在。       在校企合作关系上，笔者在调查中时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学校指责企业“唯利是图”，只管用人，不管培养，舍不得投入；而企业则认为学校“无所作为”，没有培养出企业所需人才。显然，尽管校企双方在“技能人才”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合作过程中却缺乏“共识”，由此产生的矛盾则是由来已久。       为了改变现状，在高职教育过程中，许多学校都强调以“就业为导向，按照行业企业所需培养高技能人才”，为此，各高职院校在培养模式、专业设置、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一些高职院校有了成功的尝试。但是，就整个高职教育而言，校企双方依然缺乏深入合作，对接难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方专家认为，原因是多层面的。       宏观来看，尽管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期，但经济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需求大仅是未来的趋势，这种趋势并没有完全转为现在的实际需求。这一点从近两年频发的企业“用工荒”可见一斑：“用工荒”几乎等同于“民工荒”。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认为：“东部地区持续多年的‘用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其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滞后。”因此，对于“经济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高需求”这样一个命题应该有一个现实的考量。       尽管如此，高技能人才缺口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政府将职业教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有着充分根据的。在高职校企对接问题上，作为合作的主体——企业和学校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相对于新行业、新技术、新岗位的快速更新，技能人才的培养则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对社会需求有“快速反应”的能力，并能够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自身的专业结构。然而，情况却非如此。在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中，两种现象屡见不鲜：       一是许多专业“老化”，而且同普通大学专业重叠。由于办学成本较低，许多高职院校大量设置诸如法律、文秘等专业，教材十几年没有变动，教学方法也是老一套02010年《就业蓝皮书》就曾对高职部分“老”专业进行了“预警”，包括临床医学、法律文秘、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在内的专业被亮了“红牌”；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商务英语，会计电算化等则被亮了“黄牌”。       一是许多高职院校不顾自身资源、师资状况的实际，盲目跟风设置所谓的“热门”专业，利用热门专业的噱头大肆招揽学生，不但教学质量无从保证，也无形中埋下了就业难的种子。       据媒体报道，今年在天津举行的首届全国高校报关技能大赛上，超过半数参赛学生没见过海关报关单，1／4的学生用错报关单，1／2的学生不知道报关单为无碳复写纸，尽管试题难度一降再降，成绩仍不尽如人意。来自报关行业和企业的专家连呼没想到，学校教学与企业实际相差竟然如此之大！赛后有关专家分析其中原因，认为报关专业的师资力量不够是首要原因。高职院校报关专业是新兴专业，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国内报关从业人员超过20万，职业院校纷纷开设此专业。据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国际物流系主任孙春华介绍：“目前全国有1 15所高职院校开设了报关专业，400多所院校在国际贸易专业开设报关方向。”报关专业的教师90%是从国际贸易和商务英语专业转行而来的，缺少报关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培养学生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校企对接不畅，学校有责任，企业也难辞其咎。企业处于生产第一线，对于新技能有着最直接的感知与把握，职业院校要想培养满足企业所需的技能人才，没有企业的“帮助”显然无法实现。       对于企业的“不作为”，有高职校长直言：目前中国企业习惯“吃现成”的，而不思在人才培养上出力，缺少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是技能人才直接需求方，是否可以无成本地使用职业教育？有关人士给出了答案。据了解，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存在“无偿使用”这种状况。在许多国家，大的企业都有承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如果企业不承担这一责任，或者中小企业无力承担，国家就把这份税收拿走，交给能办的机构。从长远看，企业对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反哺”。       而在人才使用上，企业也有“失当”之处。面对着庞大的毕业生就业群体，一些企业不顾自身的岗位实际，出于各种目的，盲目抬高就业的学历门槛，导致在大学生就业市场“本科”几乎成为最低门槛。抱着“专科”文凭的几百万高职生，就此倒在“本科”的学历门槛之外。       在校企合作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也是“症结”所在。企业以逐利为目标，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企业缺少税收等利益补偿机制，对校企合作并不热心，校企合作就呈现出眼下大家看到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校热企冷”的现状。比如，高职急需的“双师型”教师，最好最大的来源就在行业企业，而现有的人事管理体制则限制了企业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人才流动。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超越了校企双方掌控的边界。        德国职业教育是世界的“典范”，其“双元制”职教模式更被奉为圭臬。从20纪80年代起，我国职业教育就开始学习德国，我国所倡导的“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也脱胎于‘双元制”。尽管学德国30年，“双元制”在中国职教界耳熟能详，但许多职教专家都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离“双元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的“校企合作”模式只具备了德国“双元制”的外壳，并没有学到“双元制”的精髓。       之所以这么说，在于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中，办学双主体职校和企业是“两张皮”，缺乏制度层面的规范与约束。教育部职成司师资处处长郭春鸣指出：德国“双元制”是一个企业为主体的双元制，而我们的职业教育是一个学校心态，以学校为主体。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目前校企合作中“一头热”。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谈松华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法律和制度保证，又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实际上大多数地区和学校仍然是‘两张皮’，仍然是学校‘孤军奋战’。”       据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介绍：在德国“双元制”中，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行业企业不但决定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还介入职业教育的教学、师资、课程、教材等，教学由行业企业主导。不过，只有30%的最优秀的企业才能够有“资格”参与职业教育。究其根本在于德国将校企合作上升为国家法律，《联邦职教法》明确了校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而在这一点上，我国长期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障。现实表明，校企合作，单靠校企双方的“自觉、自发”，依靠教育主管部门的呼吁，显然是不够的。       从宏观层面看，需要依赖国家加快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从而为技能人才找到“出口”。不言而喻，对于技能人才而言，有了广阔的天地，才能有更大的舞台。      “无缝”对接需要多方合力       尽管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常常不呼应、不匹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职教育立足于培养高技能人才，顺应国家经济转型趋势；企业产业升级，急需高技能人才做支撑。彼此的“需求”决定了校企合作有着现实的基础。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所言：“企业和学校应共同合作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没有企业介入职业教育很难直接面对市场。”郭春鸣认为：如果没有行业企业的参与，不告诉学校自身的人才需求标准，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企业拿过来就用得特别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强调校企合作，实际上就是行业企业的“回归”。       全国政协委员李晓东也认为：从长远看，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在于加强学生的职业实践，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企业的深度参与，校企合作就是努力把企业的需求变成学校的教学行动，实现课堂教学与岗位实训实习的无缝对接，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矛盾，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需要社会基础，需要相关各方通力合作才能够有效化解。       从宏观层面看，需要依赖国家加快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从而为技能人才找到“出口”。不言而喻，对于技能人才而言，有了广阔的天地，才能有更大的舞台。       借鉴德国“双元制”成功模式，在校企合作问题上，许多专家都认为，我国急需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证学校和企业各自的利益，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为校企对接建立最牢固的“纽带”。有此打底，校企之间才可能有深入的合作。       李晓东认为：国家应出台有关校企合作的鼓励、奖励和优惠政策，如企业接收教师、学生实习或为学校提供实训设备即应享受一定税收减免、政府补贴或授予荣誉等。力争做到校企共建基地，互育人才；企业专家进校园，专业指导；顶岗学生进车间，强化技能。以促使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引导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这一点，已经有了好的“信号”。《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完善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的导向。而据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这一工作已经纳入相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相关条例也在制定过程中。       在完善法律基础之上，在具体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也要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值得欣喜的是，在政府推动下，各地校企合作不断出现新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江苏省吴江市政府正积极着手从澳大利亚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质国际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具有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水准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实施。同时，借助与国家职教联盟合作的优势，或以减免税点等办法创新校企合作制度和体制，建立市场导向，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加快“校中企”“企中校”的建设步伐，实现企业生产过程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无缝”对接。       校企对接是双方的事情，学校和企业要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作为高职院校，除了积极主动与企业合作的心态，更关键的是在办学过程中能够跟上产业发展形势，找到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并学会与行业企业“对话”。这一点，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曾指出：职业教育要变换自己的“语系”，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要讲行业企业听得懂的话，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这样才能让企业认识到校企合作的价值所在。       此外，作为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校企对接也要有“高”的地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产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校企合作形式，高职应立足于自身办学实际，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建立自己的产业平台。有了载体，才能有“资本”同企业谈合作。目前，一些全国示范性高职院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校企对接，企业也责无旁贷。企业处于生产力的前端，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直接受益者，理应热心校企合作，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显然，在目前缺少相关法律保障的情况下，需要校企双方找寻彼此的“共同利益”，凝聚更多的“共识”，才能转化为共同、自觉的行动。毕竟，校企对接、深入合作是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