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指“文化”；“廉”指“廉洁”。说“文”道“廉”，就是讲中华文化与廉政建设的统一性、一致性、相互作用性，以及现实的反腐倡廉建设和执政意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廉洁之品，文以生之。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永远都在于它对人类社会的思想启迪、精神引导、道德提升，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在这里，廉政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生成廉政文化之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是大力营造崇尚廉洁社会风尚的重要内容，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又是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建设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对此，特写出说“文”道“廉”一文，供同志们参考。
    “文”是“廉”的底蕴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又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是科学的、健康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易经》里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北宋哲学家张载才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论。先哲的这些精辟概括，既是对文化性质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文化功能的正确总结。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与经济之于人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决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缺少。经济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文化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增长知识、涵养德行、陶冶情操、砥砺品格，提供正确导向，丰富社会生活。这种功能，归结起来就是养智、养德、养神、养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廉政文化是人们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实践中创造的与廉洁从政理念相关的一切物质、精神活动的总和，对全社会形成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人文氛围具有积极作用。古人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化天下，不仅需要天文，又需要人文；不仅需要物质手段，又需要精神手段。廉政文化既从属于中华文化，又是由中华文化所派生，它的底蕴取于中华文化。说“文”道“廉”，尤为重要的是弄清“文”是怎样铸就“廉洁”，又是怎样主张以廉从政执政的。
    一、“文”在贿赂面前倡导“谢而退之”，它出清风之廉。在我国古文化的廉政文化中，在贿赂面前倡导“谢而退之”的先例不少，在官员府衙和家庭出现了一桩桩清风之廉。汉代大史家司马迁，38岁时在武帝朝中做太史令，主持编写《史记》一书。一天，大将军李广利派人送来一对罕见的白璧。司马迁的女儿见了，爱不释手。司马迁对女儿说：“白壁贵在无暇，人也是如此。我身为庸碌小臣，不敢以白壁自比，然而收下它们，操守上的瑕斑就会增多了。”于是，司马迁写了谢帖，让女儿把白壁包好，交来人带回。这种“谢而退之”，就是一种清风。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清风之廉愈演愈成气候、气质，形成大气、大气象。随之而来的就有了诸多“心清水浊，山矮人高”的廉政文化，表明为官清廉，心地纯洁，不与混浊同流合污；置身高处，不让世俗浮云遮住眼睛。也有了“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胜德，”人的人品使他的官职受到社会敬重，而不是他的官职使他受到社会敬重；他的官德应比他的才学高，而不是他的才学比官德高。这种廉政文化发展到今天，就有了对贿赂拒之、退之，从不占之、染之的清风之廉。
    二、“文”在贿赂面前倡导“严词拒之”，它出廉洁之廉。清官、廉政，它是廉政文化的产物、结晶，其表现就是在贿赂面前“严词拒之”。东汉东莱郡太守杨震曾举存王密为昌邑县令。一次，杨震路经昌邑县，王密捧出十斤黄金酬谢恩师，杨震连连摆手拒绝。王密轻声说：“我送这点东西，是为表示感激之情。况且现在是夜晚，无外人知道。”杨震严肃地说：“你送金子与我，即使无外人知道，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得王密羞愧难言，只好将金子收回。这就是“严词拒之”的廉政之风的典范。于是，便出现了“天下太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乾坤正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平生事可对人说，囊无一分关节线。寄语江神明著眼，好分风力送归船。”“严词拒之”的廉洁之风，至今被党政干部敬之，崇之、拜之、学之、用之。
    三、“文”在贿赂面前倡导“悬堂警之”，它出清身之廉。要求、自勉于洁身、清身、廉身，多见于古文化的“悬堂警之”，以让官员戒之、除之、化之、净之。随着廉政文化的发展，在这方面一般有如下六种形式：一是照壁式。在县衙大门后的照壁背面，古人画有形如麒麟的贪婪之兽，该兽能吞下金银财宝，但它仍不满足，还想吃掉太阳。此画意在警戒官员，不要做贪得无厌的贪官。二是戒石式。在县衙二门之后立一牌坊，上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名曰“戒石坊”，戒石背面刻有“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小字，以戒县令以民为本，秉公办事。三是大堂门匾式。县衙大堂门楣正中挂有金字匾额，置堂额为正堂、正厅、公厅或公堂，以其施政宗旨命名，称作忠爱堂、亲民堂、平政堂等。四是大堂堂匾式。大堂堂匾一般书有“明镜高悬”四个烫金大字，以启县令要做清官，敢于为民做主。五是宅门门匾式。大堂之后二堂之前的宅门背面，往往有一长条匾额，书有“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警示县令施政办案必须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六是二堂门匾式。多写慎思堂、退省堂、退思堂，以示县令为退思补过之所，对所理政务要及时回顾反省，如有缺错要及时弥补纠正。以此为镜子、警钟，不断醒悟自我、要求自我，提升自我。今日，许多党政干部以警言、名句、格言为座右铭，以对照、要求、制约、提醒自我，这些都是从“悬堂警之”而来的。
    四、“文”在贿赂面前倡导“当众斥之”，则出清正之廉。当众斥之，就是抵之、顶之、斗之，这是一种战斗性、交锋性，是一种原则、一种正气、一种美德。不过，这种廉政文化，也有它的底蕴。清代乾隆年间，有人于夜间给当朝宰相刘统勋送礼，刘统勋当即令家人将其逐出门外。次日，又将此人召至议政室，当众喝斥：“昏夜叩门，贤者不来。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个明白，即使老夫有什么过失也可以当众指出。”那个送礼者羞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时，也有檄文喻之，这是以艺术手法斗之。明代都察院右佥御史海瑞，是有名的清官。在他巡抚应天十府时，为拒绝别人送礼，发出了《禁馈送告示》，晓喻各级官员，刹住了送礼之风。这种廉政文化演化到今天，就是与腐败者作面对面的斗争，已成了廉洁奉公干部的原则性和政治风范。
    五、“文”在贿赂面前倡导“交公却之”，它出清贫之廉。明代何乔新在福建任副使时，一位管理外贸的官员去世，家产无人继承，当地官员就将他的家产分送本省几位要员。何乔新言辞不收，后实在难以推辞，就将那份财产收下后送交国库。这种廉政文化也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于是，就出了公物交公、为公、为民的廉洁文化，这里所讲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邪”的以德育之廉；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正人先正己之廉；有“一钱也是里民脂，作赆群来只力辞”的无私之廉；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无私无畏之廉等等。至今，许多廉政官员把重金、重礼“交公却之”者不断出现，被群众称为“清官”，“廉官”、“净官”、“民官”。
    “文”是“廉”的定位
    “文”生成“廉”之后，“廉”就有了它的独立性，并定位在“廉”的位置上，形成廉政文化的成果。这种成果融入廉政之中，就可统领、引导、指挥廉政方向、廉政风范、廉政建设。所以说，把握“文”对“廉”的定位，有利于我们以“文”生“廉”，以“文”发展“廉”，加强廉政建设和强化廉政文化。那么，“文”在那些方面对“廉”所定位、定格呢？原则上讲，一般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
    一、“文”讲“善”，定格于“廉心”。清初唐甄《潜书?抑尊》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谓无论是一般官吏还是国家的最高统领者，都必须谦以待众，绝不能自视高贵。《左传?定公五年》云：“大德灭小怨，道也”，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德众”，这些讲的都是以人为本、以善德众。《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杨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善”，为善要有自修之道。古人从不同视角、不同观点、不同渠道讲当官从政要有善心、善意、善情、善义、善公、善美、善洁，这是有着廉政文化意义的。善，是良心、公心、民心、赤心、一句话就是廉心。“善”出“廉心”，使心中有廉、头脑里扎根廉、行为上为廉，使廉定位、定格。所以说，在修身养性中，增强善心，强化善心，升腾善心，用善心转化为良心，以良心转化为公心，以公心转化为民心，才有执政上的“廉洁”、“廉平”、“廉直”、“廉谨”之举、之为、之行，才能永远定格在廉政文化中所讲的“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的“廉素”；以“朗也，水溦之皃”为“廉品”；以“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待，大夫之忧也”为“廉耻”；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廉荣”；才能廉洁奉公，终身为民。
    二、“文”讲“德”，定格于“廉品”。“廉”有“品”，“品”是“德”。廉政文化主要讲“德”，重点在于“德”，“廉”字全靠“德”，“德”出“廉”。在廉政文化上讲“德”出廉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出立国之德，使之廉于政。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官志》篇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作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二是做官之德，使之出廉于权。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该篇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对官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是品格高尚的好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讲明了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孔子、孟子更有着重德轻利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也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三是安民之忧，使之廉于民。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廉于民的作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云：“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古人曰：为政“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行德则兴，背德则崩”；“官德降、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大忠无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无形，可以侵润万物。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修身立德，治世之本”。“政以人兴、国以法治，人以德塑”。“为官之基在于学、为官之本在于才、为官之魂在于德”。贤达者说，最高的道德是有德不执德，有功不居功，在任何时空点都能守正身神，守身如玉，放弃该放弃的，守住该守住的，切实做到处己超然，处人蔼然，遇辱坦然，受荣淡然。俗言：做人是根本。好人不一定能做好官，但好官必定是好人。做人一生一世、为官一时一地。应以德为底线做人，做老老实实之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当官不能贪，不谋私利，要明如镜、清如风、淡如水。以“德”定“廉”，有了它，做人，才能“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执政，才能经得起诱惑，抗得住打击，耐得住寂寞。“百年养德不足，一日丧德有余”。党政干部，要在官德上求高，树浩然正气；意志上求贤，长昂扬之锐气；能力上求强，展帅将之才气；人品上求真，育清雅之“淡”气。
    三、“文”讲“公”，定格于“廉明”。古人曰：“公生明，廉生威”。在廉政文化中，我国浩如瀚海的古籍中，都能看到以讲“公”定格于“廉明”的文化。”《史记?引丞相列传》中的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从不受私情之托，是古代公生明的典范。《书?吕刑》中有“无或私家之狱之两辞”之句，讲的是狱官不应利用原告、被告的争执面渔翁得利。《书?周官》中说：“以公灭私”。《宋史?杜范传》说：“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韩诗外传（卷六）》中说：“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韩非子?有度》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宋史?包拯传》中有“关节不到，有闫罗老包”一句，这里的“关节”，指的是贿赂的意思。包公不受贿，是他不为私情所动，铁面冰心的忠实写照。于是，包公祠有这样的对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伟大领袖毛泽东，提出了“大公无私”，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周恩来提出学习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略，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务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看来，作为一名人民公仆，必须做到“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即“无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才能明政治、明方面、明责任、明廉洁，升华古人提出的“公生明、廉生威”。
    四、“文”讲“诚”，定格于“廉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其内涵就是“诚实守信”。中华民族是崇尚诚信的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视诚信为做人、立业和处世之本。《周易?乾》中有“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修辞立诚”这条成语，告诫人们要注重文化教养，做到立身诚实。《周易》成语中突出表现“诚信”内容的还有两条：一条是由《周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一语提取出来的“信及豚鱼”，意思是对小猪和鱼这样微贱的东西也讲信用，形容非常讲信用；另一条是由《周易?乾》中的“闲邪存其诚”一语浓缩而成的“闲邪存诚”，意思是防范邪恶，存其真诚。于是，孔子讲诚信曰：“信则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孟子讲诚信，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讲诚信，曰“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讲诚信，曰“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在这个课题上，智者说：“诚信是人类闪光的金子”；哲人说：“诚信是世间万物的源泉”。时下人们说：“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稳，世无诚信不宁”。作为诚信它本身的价值很多、很重、很大，但尤为重要的是廉政之化的“诚”，它定格“廉信”。诚信是一种品格、一种操守、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涵养。弘扬诚信文化，利于廉洁从政。真正的诚信，即“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诚，说真话；守，见真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只有人人“心信得过”，“矢一片诚心”，方可形成风气，孕育诚信社会、廉洁社会。诚信是廉洁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正如先哲所言：“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一面镜子，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诚见于真心、虚心、赤心，见于公心、民心、信心，但是，也出“廉信”。“廉”离开了“诚”，就不真实，就会弄虚作假、作秀、欺人、骗人，谈何廉威、廉政。《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用“诚”定格于“廉”，见诸于“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诚，不能动人”，于是就产生“廉信”、“廉威”。由廉政文化“诚”对“廉”的定格，领导干部就能以“诚”与“廉”相结合改造自我，取信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五、“文”讲“勤”，定格“廉绩”。勤政廉政，二者相连，不可分割，勤政是廉政的组成部分。古人云：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唯有勤于学习、勤于劳作、勤于实践、勤于思考、勤于总结，方能除怠惰，摆脱迂腐，远离愚庸，日有所进，提升自我。同时，勤以兴政，政兴国旺，为官以勤才能安国、治国。勤，即勤于干事。“不勤无以成事，不廉无以立身”。明代的“蔬菜知县”胡寿安、“豆腐御史”丁俊等，他们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爱戴，除清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孺子牛的精神、千里马的斗志、敢担当的拼搏气魄。廉政以立身，善政以安民，勤政以富民。当官从政讲勤，这是做人之所需，发展之所要，执政之所本，立身之所为。南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卷二《尽己篇》有言；莅官之要，曰廉日勤。说的是勤政与廉政是为官从政的第一要求；不勤政无以从事，不廉政容易坏事。廉的意义很广，不是孤立存在的。廉政存在的第一指向就是勤政。因为勤政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对共产党而言，从政者如果不勤，必然给党内腐败带来可乘之机。不勤政的本身就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温床。廉政文化建设抓得如何，强化得如何，直接对勤政建设有着重大的支配作用和影响作用。一旦廉政建设搞不上去、抓不好，腐败现象就得不到有力、有效遏制，权力就会受到严重侵蚀，再好的勤政举措也得不到落实，权力反而会被异化、变质、变色，从而加剧不勤政现象的严重性、危害性，这就是廉政对勤政“反作用”的集中表现。所以说，讲廉政，必须突出勤政，必须把勤政建设抓紧、抓实、抓好。勤政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方式，它的本质内容是领导干部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发奋努力，充分利用手中权力的力量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为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历来是人们对权力者的不齿。勤而不廉要出事，廉而不勤要误事，不廉不勤要坏事。勤政廉政是一种思想境界和行为操作，体现着一个人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和敬重、付出和奉献。“功在勤政，威在律己”。在为党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把干事业、创政绩和实现自我价值统一起来。
    六、“文”讲“清”，定格“廉官”。在廉政文化中，有不少是讲“清”的，这里既讲清之贫，又讲清风；既讲清之白，又讲行为清白；既讲清之泊，又讲淡泊名利；既讲清之水，又讲上善若水；既讲清之高，又讲品德崇高，既讲清之风，又讲拂面春风；既讲清之廉，又讲从政清洁；既讲清之正，又讲为民公正；既讲清之竹，又讲气节似竹；既讲清之趣，又讲情趣健康。老子有“清静为天正”，讲出了清之品；庄子有“虚静恬淡，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讲出了清之理；晋武帝司马炎有“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以三者，何患不治乎”，讲出了清之道；陶渊明有“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讲出了清之胸，司马迁有“玉壁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讲出了清之高；包拯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兔孤怨。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讲出了清之本；于谦有“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闫说短长”，讲出了清之正；郑板桥有“乌纱掷去不作官，囊中羞涩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山作渔杆”，讲出了清之气；张伯行有“一丝一料，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讲出了清之境。清是一种美德、一种品质，也是一种内在的、向上的追求。清，是我们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法宝。无论何时何地，共产党人都需要“洁白朴素的生活”。所谓“清是福、清是金、清是宝”，清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条件，是防止蜕化变质的“坚固堤堰”。在新形势下，清风正气应转化为一种精神境界，成为共产党人甘于清苦、乐于奉献的人格定位、定力。
    七、“文”讲“道”，定格“廉理”。一切“廉”来源于“道”，“道”是“廉”之根、之据、之理。“文”中讲“道”，一个重要成份就是“廉理”。廉政文化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上。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廉政文化既是廉洁文化，又是职能文化。必须使这种文化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成为生命中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是一种坚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做到这些，它靠品位、道德、智能的支撑，靠的是文化的积累总和。所以说，一切“廉理”，来自于“道理”、“廉道”、“廉伦”。在老子的思想上，有廉于自律之理的“不欲以静，天下自正”；有廉于自修之理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有廉于斗恶之理的“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咎莫大于欲得”；有廉于推功揽过之理的“能受固之垢，乃天下王”。在庄子的思想上，有辩证倡廉之理的“天道无为”；有自足自省之理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飘饮之”；有自我戒之之理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有以德治国之理的“道得道，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正气之举之理的“扶摇直上九万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量”。在管子的思想上，有倡导方正之理的“廉不蔽恶”；有主张合理性之理的“不均之为恶”；有阐明荣辱观之理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以廉治国之理的“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有守信大道之理的“为天下”而生死和“以人为本”。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基，也是中华廉政文化之根，更是廉洁文化之母。道文化既“极高明”，又“体大思精”。特别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故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下万物出于有，有出于无”。这就是人生的宇宙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无”，不是不作为，乃是“万物作焉而不辞”，是“老聃贵柔”，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提倡的“有，”指的就是“德”，道德之“德”。德由道而来，道是母亲，德是孩子，“有生于无”，“有”是天地万物的外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以道为基础，以德为归宿。蓄德体道，才有人类的发展。“不争”的前提是“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不争”即大公无私，不争功名，不求回报，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为”，即尽心尽力地付出，像水一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无私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源泉，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因此，在廉政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倡导大公无私，还要倡导积极作为，多为人民办实事。由于“廉”源于“道”，所以以道理指挥廉理，“廉”才有它的正确性，实践性，生命力。鉴古知今，“道廉理论”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可概括为四点：彰显道家清心寡欲的人生追求，倡导以德修身，无欲则刚；彰显道家知足不辱的行为原则，要求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彰显道家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要求以“道”制欲，廉洁从政；彰显道家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八、“文”讲“正”，定格“廉风”。“文”讲“正”，指的是“正气”。正是廉魂、廉魄、廉气、廉力，也是廉韵。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她之所以伟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具有弘扬正气的精神品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具有崇尚正气的优良传统。这种正气，是一种廉文化，又是一种制邪文化。“正气者，正风者”。孔子有“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有“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有“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在讲“正”上，讲得最有理有据的要数苏东坡。他从为官爱民、为政利民、为文忧民出发，写出了许多廉文、廉诗、廉词、廉句。比如：“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为官从正、执政上，他在主张“循礼无私”的同时，倡导“课百官”。在《进策》第十七篇《策别》中，阐述了“课百官”的六种方法，充分体现了“正”的风采：一是“历法禁”，要求“用法始于贵戚大臣”，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应首先破除；二是“抑侥幸”，裁汰冗官，防止他们在位时贪得无厌；三是“决壅蔽”，提高办事效率，避免“吃拿卡要”现象；四是“专任使”，培养又“红”又“专”的官员，避免被下属愚弄，助长腐败滋生；五是“无责难”，分辨谁该受处理，谁不该受处理，避免罚错人；六是“无沮善”，要求官员正直、正气、正派，避免贪污腐化。在近代史上，朱自清有“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方志敏的《清贫》有“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这些传颂不朽的名句，是民族精英正气歌的真实写照，是惊天动地泣鬼神，气壮山河，气贯长虹、豪情义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丧失浩然正气，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官员为人处世是不是正直、正义、刚直，有没有气节，是辨别忠侫，判断善恶、区分高下的试金石。一些英雄、豪杰、贤人，所体现的讲正气的伟大精神，孕育着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英才脱颖而出。正，出正气、出气节、出廉正。以正定廉，廉则立、则牢、则固。作为领导干部，应以松竹梅兰自励，学松之苍劲，竹之风骨，梅之高洁，兰之幽香，处处展示正气的品质，即光明正大、公正无私之心，正直坦荡、刚正不阿之气，坚持真理、主张正义之魄。领导干部要出污泥而不染、傲风雪而怒放、弃幽谷之后的泰然，所积聚的原气、精炼的神气、渐成的脾气，始终像一首歌曲中唱到的那样：“酒绿灯红心不动，浩然正气贯长虹”。
    “文”是“廉”的升华
    “文”与“廉”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僵硬的，而是充满活力、生机、朝气的。二者都在历史的发展、前进中，与进俱进。不过，廉的运行，廉质、廉品、廉韵的升腾、升华，它是由“文”决定的。“文”发展的程度，决定于“廉”的高度、厚度、力度。并且，廉在发展中，又靠“文”去升华，使“廉”起着量和质的变化。要利用、把握这种升华，把廉政文化发展得更好、更高、更快。在通常的情况下，一般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文”以“防微杜渐”升华为“慎始慎终”之廉。古人有“积羽沉舟”、“君子禁微”之说。防微杜渐，是在小事上、小节上、小场所上，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对于这个问题，宋代乡贡浚之为了防贪保廉，以《书警》一诗自警、自励。诗中说：“静看如山祸，差之一念间。”“百年修不足，一朝容易残。”有“小朱子（指朱熹）之称的清代进士王懋竑，官至上书房行走。他在《书座右二章》中写道：“长堤馈遗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敌一念非。”诗句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一穴溃一堤、一念毁一生的哲理。清代另有一名叫朱经的，书有《责己》一诗，“勿谓一丝微，既缁难再白”，指出了既成黑难复白的道理。生活中，从来都是有与无相生，大与小相成，高与下相倾，前与后相随。苏轼所言“泰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在相形中”。原因在于小与大，微与巨有着必然的联系。小者大之源，微者巨之端；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微就没有巨；大因小而生，巨由微而成。“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一趾之疾，可丧数尺之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后人又对此进行了升华，在此基础上，要做到慎始慎终。也就是既要抓防微杜渐，又不能满足现状，要慎始慎终，这就把防微杜渐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以，在廉政文化中便出现了“慎终于始”，善始善终，也有了农谚“编筐织篓，重在收口”。并提醒人们要有“古之智者，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的态度；有“功亏一篑，未成丘山，凿井九阶，不次水泽”的感悟；有“自来百里半九十 ，望见城头路愈长”的志向；有“早禾尽实晚禾秀，造物于此功无流”；“只今望霓尤所急，百里之行半九十”的收获；有“人言百里半九十，它日聪明嗟不及”的紧迫；有“慎始而敬终”的品位。要学“傲骨凌寒的梅，深谷幽香的兰，虚心高节的竹，晚节坚贞的菊”，展示“步正路亦直，回首亦坦荡；心诚语亦壮，做人亦豪放”。
    二、“文”以“自省自责”升华为“洁身自好”之廉。《后汉书》、《史记?循吏列传》中，有两则“鱼”的故事很耐人寻味，讲出了自省自责的廉洁官品、廉风。一则是悬鱼太守的故事。《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吏治腐败，贿赂成风，但南阳太守羊续却洁身自好，从不收受礼物。一天，南阳郡丞为了联络与羊续的感情，遂送给他一条鱼。羊续不愿收，但又不好让郡丞当众难堪，便将鱼悬挂于庭院中，以示拒绝。等到郡丞再次给羊续送礼时，他便指着悬挂的干鱼教育他。此后，再也没人敢给羊续送礼了。“悬鱼”也由此成为为官清廉的美谈。另一则是拒鱼宰相的故事。《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爱吃鱼出了名。许多人便投其所好送鱼上门，均被公议休拒绝。学生问他为什么，他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收人礼则思满其求，办事时就难免徇私枉法，就有被革职的危险。到那时，不仅他们不会再给我送鱼，恐怕连自己卖鱼吃的俸禄也没有了。倒不如奉公守纪，个人俸禄虽不是很多但尚能保证天天有鱼吃。从两则有关“鱼”的故事，彰显了廉政文化的“自省自责”的两个范例。在廉政文化影响下，也就出现了清代进士钱陈群，雍正间任右通政，督顺天学府。他在视学时主动要求接待从简，并在卧室床帐上书《题帐》一诗自警：“不宿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镜无尘。”宋代邵雍辞官隐居苏门山，作有《仁者吟》一诗，诗中道：“与其病后能服药，不若病前能自防。”清吏朱经在《责己》中，分析了责己难于责人的现象：“责人不肯恕，责己每自匿。”他提醒自己要严于律己，经常检讨缺点、过失，砥砺品行、志节：“一日省一愆，三月未盈百。”“赴善登崇山，寡过扫尘积。”“愿言砥廉隅，此身敢虚掷！”更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的三年中，曾于天竺山取得两块山石赏玩，为此，诗人写诗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棨。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追究自省自责的廉政文化，在古代有孔子表述过的“内自省”的思想，曾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提出了“自反”、“反求诸己”的思想。《易传》把自省、修养称为“修省”。后来的崇儒派思想家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责己”说，这相当于现代人讲的自我批评。宋、明以后的思想家则用“省察”一词来表达自省自责思想。这种廉政文化的深入发展，由“自省自责”升华为一种“洁身自好”的廉政风范。于是，从古到今便出现了：一以“知耻”而洁身自好。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耻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耻”是道德底线，是人自身道德完善的起点。只有羞耻之心，知道什么是耻辱，才能分辨清楚是与非、对与错、善于恶，避免做不道德的事情。于是，就有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知耻观，把儒家提出的尊“五美”，屏“四恶”、“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和主张的“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作为行动的指南。二以官箴而洁身自好。许多官员把箴言记录下来，常看常思，规劝告诫自我洁身自好。我们常看到，有的人把儒家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而后取”，主张对名利能求可以去求，但不能因此违背了仁义道德，要努力做到见利思义，安贫乐道；把儒家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古训，告诫人们争名逐利不仅给个人带来烦恼，还会危害社会。把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于几道”，告诫自我，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三以诗告诫而洁身自好。宋代杨长孺调离广东经略之任时，“有俸钱七千缗，尽以代下户输租”，作诗曰：“两年枉了鬂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缗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清代进士王煦，在任孟津知县时，政绩显著，离任时乡民送来路费及米、面、羊、酒等礼物，他一概不收，乡民泣而不去，遂吟《绝句三首》而示心迹。诗曰：“一钱也是里民脂，作赆群来只为辞。”晋代吴隐之赴广州任刺史路过石门贪泉（今广东南海县西北）时，人言饮此泉水将变得贪婪。吴隐之坦然喝了贪泉之水，吟诗道：“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果然，他在广州任职期间“清操愈厉”，离开广州时家无余资，囊空如洗。四以衙署楹联警示而洁身自好。这些楹联常见于衙署的照壁、大堂、二堂、三堂、仪门等处，作为明志明誓、自警自律、自勉自励。浙江杭州府联有“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骛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已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陕西山阳县衙联有“不食民一饭，不受民一钱，乃吴隐之为太守；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是范文正作秀才”。湖南益阳县衙联有“公生明，廉生威，果哉未之难矣；礼制心，义制事，必也使无讼乎”。山西霍州府联有“莫谓民可欺，一二事偶不轻心，其怨其咨议腾众口；漫说官易做，千万户于托兹命，以教以养责在藐躬”。江苏铁江府暑有“山色壮金银，惟以不贪为实；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广西桂林抚署有“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这些楹联的民本思想、廉政风范、为官之道、警世之言，领导干部应读一读，品一品、思一思、想一想，定会有启发和收获。五以算账法而洁身自好。比如，在今日借助有位贪官为自己算了“七笔账”，从中吸取教训。这七笔账是：一算“政治账”，自毁前程；二算“经济账”，倾家荡产；三算“名誉账”，身败名裂；四算“家庭账”，夫离女散；五算“亲情账”，众叛亲离；六算“自由账”，身陷牢笼；七算“健康张”，身心交瘁。许多单位以这七笔账教育人，取得了较好的廉政效果。
    三、“文”以“诫贪淡名”升华为“宁静致远”之廉。贪欲之害、害人之深。古人曰：“淫欲如水，不遏滔天”；“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有欲甚，则邪心胜”；“欲炽则身亡”。“其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廉与贪相对，而贪与欲密切相关。《老子》早就认为过分追求声色犬马等感官欲望的满足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然而，很多人将名利、权势置于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都只会招来大祸。为了让官员“诫贪淡名”，胡澹淹在《解人颐》中曾写了一首打油诗：“终日奔忙为了饥，才得饱食又思衣。身着绫罗和绸缎，堂前缺少美貌妻。娶下三妻和四妾，又怕无官受人欺。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南面做皇帝。一朝登上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更问哪有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还嫌低”！唐代有个叫子兰的，昭宗间曾任文章供奉，写《诫贪》一诗，讲道贪得无厌必自亡的道理：“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倾覆。”明代进士于谦曾有诗自鉴：“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清末刘孟扬有一首《诫贪铭》的诗，“财富人所羡，但须问来源。来源果正当，虽多不为贪。来源不正当，清夜当自渐。人皆笑我痴，虽痴亦自适。不痴何所得，痴又何所失。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钱多终非福，人格足矜持。富贵等浮云，虚荣难几日？人生数十年，所争在没世。”人一旦有了奢欲，就会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身败名裂，不得善终。“廉洁品自高，贪赃法难容”。纵观古今，绝大多数贪官都没有好下场。如秦之指鹿为马的赵高，被子婴诱杀户灭三族；汉读官鬻爵的窦宪，汉和帝令其自尽；唐之专权误国的杨国忠，马嵬驿之变被乱刀吹死；宋之贪官蔡京，在发配途中被活活饿死；明朝贪官刘谨，被凌迟处死；清朝贪官和坤富可敌国，被嘉庆皇帝赐死。“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未早与未迟”。这个天是人民的天，贪官再狡猾也躲不过人民的眼睛。文强临刑时绝唱道：“苍天有眼知善恶，天堂地狱一念间”。于是，廉政文化的发展也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诫贪文化，比如“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名为锢身锁，利是焚身火”；“无欲则心静，无欲则自净，无欲则人敬”等等。为了诫贪欲，淡泊名利，做无私奉献之人，廉政文化把“诫贪淡名”升华为“宁静致远”。对于这个问题，老子曾强调“致虚守静”的修养方法，通过“致虚”“守静”到极致的修养功夫，人们达到与万物同体融合、平等观照的大智慧，即与“道”合一的境界。因此，老子主张“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谷神不死”“复归其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无不用”。这些话语论证了摄心归寂、内自反观、炯然明觉、澄然宁静的意义。宁静致远是一种清廉境界。静躁一度间，廉腐两重天。宁静并非闲静，而是抗惑保廉的前沿战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惟有宁静自持，致远不躁，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有了宁静的沉思，醒悟、觉醒、觉悟，就会似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对人民克己奉公，像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给儿子写过座右铭那样去做官从政：“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萧若秋霜；取像于钱，外圆内方”。
    四、“文”以“廉洁奉公”升华为“立党为公”之廉。在廉政文化中，老子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无为而治”。河南信阳州州长胡寿安，任满离职时按当时的规矩到城隍庙辞别城隍神时所作的《任满谒城隍神》诗写道：“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是来时贫。”只有那种在老百姓眼里，能为民作主、替民办事不贪赃枉法的清官廉吏，才会扪心自问：“不愧苍天不负民”。也只有这种官才能做到“去时还是来时贫”，并以此自慰和自豪。清代名人戴远山赠给在外做官的友人一副对联说：“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为官者廉洁清正，虽手握大权，却甘于奉公，不为世俗的观念所动，具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的“官德”，这就是廉洁文化的魅力。今日，已把过去的“廉洁奉公”升华为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要求。《七品芝麻官》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谓做主，就是出以公心，执政为民，献身于民。出于公心是一种素质、一种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一切清官的为官之道。官为公才能廉明，公正才会生威。这正是党员干部应该好好继承的“为官文化”的精华所在。
    五、“文”以“耐住贫寒”升华为“权为民用”。廉政文化是以廉洁的价值取向为核心，以化人、开智、励志、养心为依归，以健康向上的文化为载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廉政文化，也是以廉洁为核心、以文化为载体，以培养廉政干部为目的。在廉洁文化中，古人对官员强调的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耐住贫寒”。明代胡寿安先后任信阳、新昌、新繁等县，清慎自持，不事奢侈，自种蔬菜以供日用，人呼“菜知县”。他穿的是布衣服，吃的是粗米饭，睡的是纸帐子，并在纸帐上留下《题纸帐》一诗以警己：“紫丝步障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宋代湖州太守王炎在任中宁可清贫，不愿浊富，生日这一天不事张扬，独坐府中，作《留贫诗》以戒己：“卒岁一布裘，终朝一饘粥。此外何所求，吾生无不足。”明代吴中（今江苏省吴县）巡抚刘应麒在告老返乡前于官署中写下《题署中诗》以明志：“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弗宋吏杜浚在《书警》一诗中写道：“食李弗言苦，食梅弗嫌酸。不为身所累，且从心所安。”“虽处四壁立，如享万钟宽。静坐明月窟，濯足清风滩。宋亡后，杜浚之矫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以终。清代进士郑履端，在电白（今广东省西南部沿海）一带政声素著，他的《自勉》诗也同样脍炙人口。诗中写道：“十载官箴懔素餐，本来面目改偏难。任他水尽山穷处，牢抱冰心耐风寒。”由于许多官员“耐得住贫寒”，才有了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廉洁；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口碑；王维拒官场纷繁杂乱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豪气。今日“耐住贫寒”并不是让我们过贫困生活，而是提倡清廉的精神、气节；展示“为士居官，清节凛凛”的清风、清气，表现的是“水以清洌而寒为美”的品质、品位；折射“从官贵恭慎，立身贵廉明”的谨慎、崇高，彰显“洁己而有德威者”的廉洁、威望。从而坚守道德底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用权尽责；执政为民，用党性原则约束自己，用群众的评议和意见反省自己；牢记“两个务必”，经得起考验，耐的住清苦，守得住防线，挺得直腰杆，说得起硬话，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作者系河南省西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